中国和日本，在古代都是“皇”为国家的象征。然而，日本古代的天皇与中国古代的天皇实质上是差远了。日本的天皇，比较侧重于“天”，没有实权，是一种精神领袖，如同一个傀儡被人供奉，掌握大权是拥有地方军事武装力量的幕府将军。中国古代的皇帝，比较侧重于“皇”，独揽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土和臣民都是皇帝一人。皇帝掌握着实权，能够对臣民发号施令，所有人都要听从命令。

    为什么同是“皇”，古代的日本成不了中国式的独揽大权的皇帝呢？

    经济基础决定权利行使与稳固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就是经济是基础，思想文化政治才是上层建筑。古代的日本天皇，为啥不能像古代中国皇帝一样威风地掌握大权，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实质上，日本天皇也曾经如中国古代皇帝一样，掌握过实权。从日本大化革新学习唐朝先进文化，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算起，到摄关政治为止，天皇也掌握了至少有三百年的大权。但是，后来朝廷的藤原家系外戚专政，开始摄关政治，天皇实权开始流失。到了平安时代的末期，地方武装势力的崛起，武士阶层兴起，天皇掌握的实权才逐渐旁落他人。到了幕府时代，天皇真正沦为将军与地方大名的傀儡。在江户幕府时代，天皇权力才被彻底架空。

    在日本古代史上，大权旁落的天皇与掌握实权的将军斗争都没中断过。在幕府时代，皇室也不甘心权力被幕府将军夺走，多次趁幕府动乱时候谋划政变夺回政权。但是，由于没有军队武装实力，计划都是流产。所以，我们就此讨论，为什么古代日本天皇为什么势力弱小，将军和大名们什么会势力强大呢？这还是要分析日本古代的经济结构。

    实质上，只要看过日本地图的都知道，日本没有类似于中国的河南河北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一样的大平原，都是被山脉河流分割比较细的小平原。在日本西部和东部的中部地区，虽然土地面积辽阔，却是高山峡谷。真正的通道除了海路之外，就是一条东海道而已。高山和小平原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很难形成统一集权强势的中央政府，只有半独立的分封制和庄园制才更好管理国土。由于小平原都被水脉和大山所分割，有利于地方武装势力造反。就是朝廷派军队镇压地方武装势力，只要地方豪强守住关隘，自然能防御中央讨伐军队的进攻。所以，日本国土易守难攻的小平原地理特征，很难形成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的国家。

    古代社会是一种农业社会，多山小平原的地理特征决定了只有西周的分封制才适合日本的经济发展。相比之前，中华文明发源地中原地区大平原的特征，决定了古代社会是一种小农经济社会，占农业生产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自耕农。这些小自耕农拥有也只是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不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或者欧洲式的封建领主。这些小自耕农的存在，使中国古代难以产生经营性质的地主和新形式的富农。小自耕农如马铃薯一样散落在大地，需要一个高度统一集权，把这些马铃薯捡起来，才能有效管理，皇帝就是这个集权方式的代表。小自耕农的存在，也使中国基层权力结构的碎片化，无法形成一个能抵御或者牵制中央政权的力量，也是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的必然原因。

    日本虽然在公元646年大化革新时候，仿效唐朝的均田制，实施班田制，确立土地的私有权，炮仿中国古代的小自耕农经济。但是到了公元八世纪，班田制使农民两极分化严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有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就成为地方土地豪强的“寄口”。再加上贵族的功田、位田、神灶、职田和寺院的寺田和神田、皇室的敕旨田存在，使公田制遭到了破坏，公田面积大大减少，庄园制就在这一种背景下发展起来。

    在平安时代，庄园经济占日本经济的支配地位。庄园制以每一户为生产单位，每年向庄园的领主缴纳年贡，并且承担运输、警卫、筑路。修房等杂役，集农业生产、军事武装、手工业生产为一体。在公元九世纪，日本很多庄园的领主，就是后来的大名仗着势力的强大，不向中央缴纳租金，中央的收税官吏和检田使都不能进入地方，如同一个有权力的独立王国。所以，庄园制的存在就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强大，天皇中央集权的日益衰落。再加上大名们依仗着山多和关隘的屏障，抵御中央的讨伐，使得天皇难以统一各个地方，这就是日本古代社会很难皇权高度集中的深层次经济原因。

    古代日本天皇和中国皇帝的区别，如同股份制企业和独资企业的区别。日本天皇如同股份制企业的董事长，下面有着掌握不同权力的大小股东。中国古代皇帝如同独资企业的老板，公司就一个股东，自然掌握着一切权力，事无大小必自躬亲。

    信仰决定行为与国体

    中国的皇帝制由秦始皇开始，经历漫长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改朝换代一直贯穿在封建社会的始终。虽然中国皇帝能够独揽大权，但是却容易被推翻，饱受汤武“易姓革命”之苦。但是，日本天皇则不同，“万世一系”一直沿袭到今天。为什么日本天皇能够不会频繁更替，能够一直延绵呢？原因还在于信仰不同。

    古代的日本社会，是一个农耕社会，具有生活、生产、宗教仪式这三位一体的特征。天皇是生产领袖和宗教领袖。在日本最早的神话古籍中《古事记》中就记载日本从开天辟地之后，诸神诞生和国土形成的过程。书中指出，天皇就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后代，如基督教里的耶稣一样，受着神的旨示统治大地。再加上日本没有中国的儒家哲学，是一个信仰神道教的国家，宗教领袖就是天皇，天皇一个重要责任就是“祭天”，“治民”的责任就可以由其他人代劳去做。可以看到，由于天皇宗教领袖的身份，使日本民众都不愿意触犯“天”，违反神的意愿去推翻天皇的统治，都愿意把天皇当做一种信仰，如神一样膜拜。即使在天皇沦为傀儡的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将军也不会推翻它，却是毕恭毕敬如神一样膜拜。

    中国古代社会是没有宗教领袖的，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为一体，信仰的哲学就是儒家哲学。如西汉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天子“受命于天”，“取仁于天而仁也”。但是“仁”是“(有)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的德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君主是“天”来授命的，以“天”的名义去管理百姓，所以君主的道德必需符合天下的仁义道德。当君主的德行与仁义道德思想不吻合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权力推翻它。

    所以，中国儒家思想是在于皇帝实施德治，实施“仁”政，引导国家出现明君。当皇帝不是“仁”君，是一个无“道”的暴君，任何人都有权力推翻它的统治，这就是“易姓革命”。再加上中国也无宗教领袖，皇帝虽然居权力的顶峰，是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当手中没有大权的时候，没有德行，不是一名“仁君”的时候，大臣和百姓就不害怕违背了神，都不会敬仰与爱戴他，都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想着怎么造反，推翻皇位，过一把当皇帝的瘾。这就是中国朝代频繁更替和皇帝轮流换的原因。

    民族心理决定皇位

    日本天皇为什么能“万世一系”，始终不被推翻，都还是在民族心理决定。

    古代的日本的经济是一种类似于古代西欧的庄园制经济，社会秩序等级分明，民众在心理都很认同和信赖秩序俨然的等级制度，学会是向“本位”和高于他的人表达敬意，并不在于地位高的人是否有权力。天皇在日本自古都是神的代言人，民众在心理也认同了原本“本位”存在的天皇靠齐，对居高一切天皇表示敬意。

    相反，中国民众信仰的儒家思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它不仅肯定人性善，更肯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是肯定人的能力能改变一切。

    儒家认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也就是说人只要努力可以达到尧舜的道德修养。这表明了中国人的自信心，是不甘心于自己目前的地位，对现存的秩序缺乏一种尊重，一切都是暂时的栖居，并非永久的住所。这就是为什么秦末陈胜吴广会在田垄上会喊着“推翻暴秦”，当地痞无赖的刘邦看见秦始皇巡游仪仗队经过，会喊出“大丈夫应当如此也！”项羽喊出“彼可取而代也！”

    当中国古代朝廷的外戚和宦官都会在皇权衰落的时候，人们都会想着夺取皇位取而代之。（来源：七彩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