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之内，句句皆奇，一句之内，字字皆奇。”一篇诗当中，每一句都让人感到赞叹；而这其中组成每一句的每一个字，都令人啧啧称奇。这是明代文学家胡应麟对一首诗的评价，这首诗还被后人称为“七律之冠”，是所有七律诗当中的顶尖之作。那么，这首诗到底是谁创作，为何有这样高的评价？

    这首诗的主人公——杜甫。

    前半生科举不利，后半生潦倒困苦

    纵观诗人杜甫的一生，他的境遇实在是太过凄惨，世人听了都无不感到怜惜。

    为什么说杜甫的生活凄惨？明明是一代大诗人，应该过着相当好的生活才对啊。但是有一句话话糙理不糙，意思就是文学的意境都是从苦难当中来的。而杜甫能够拥有这么高的文学造诣，多半也是因为后半生的凄惨遭遇。

    凄惨究竟从何言起？一个“穷”字就足以概括。且说唐朝的另一个大诗人李白，每天过着游山玩水、不愁吃喝的日子，更何况李白在二十七岁那年入赘给前宰相的孙女，后来还陆陆续续娶了三个老婆，成为大唐文学圈的全民偶像，每天饮酒作诗玩乐，过得无忧无虑。反观杜甫，明明是大文豪李白的友人，杜甫也有与之相称的才华，但为什么杜甫就过得那么惨？

    首先，杜甫的仕途怎得一个“难”字了得，杜甫原本的家境也只算得上一般，父亲是一个州的小官，家里的生活水平还算可以。但是杜甫就没有这个当官的命了，那年杜甫进京赶考却落榜，顿时心灰意冷，想要离开这空有热闹的长安。于是就背上行囊，开始了四处游历。

    同样是四处游历，李白能够受到各方“粉丝”的资助，自己身上的盘缠还不少，老婆又是官二代，简直是不愁吃不愁穿。但杜甫家里毕竟没有那个供他啃老的条件，读书人一旦落榜，要么无数次反复再考、要么连地都种不成。当时的杜甫来到成都，还是向朋友借的钱，才勉强能吃上口热饭。

    晚年的杜甫，由于没有收入，还长年漂泊他乡，已穷困潦倒多时。身边能够资助他的人越来越少，杜甫想到投奔还算近的亲人，但却又被洪水和暴民造反所困。晚年的杜甫常在一条破败的小船上昏度时日，直到最后，杜甫与这条小船作伴，与世长辞。

    出门散步登高望远，一片萧瑟当中写下《登高》

    《登高》 唐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晚年的杜甫，在白帝城下榻时，来到城外的高台所作的一首诗。晚年的杜甫早已穷困潦倒多年，不仅是自己吃不饱、穿不暖，就连儿子喊饿的时候，自己一个身为父亲的，都会陷入困难。杜甫虽然对生活感到无力、对所有贫寒文人都感到同情，但是依旧在许多诗作当中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

    远在天际的家乡、陷入动乱的国家、年幼的儿子，无不引起杜甫的万千愁绪，但是杜甫自身的境况又如何呢？杜甫也知道步入晚年，不仅没能力回到家乡，就连这副老骨头还被疾病纠缠，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穷困至极莫过如此。

    白帝城外的旷野一望无际，高远的天际偶尔传来几声猿叫和鸟鸣，秋天本来就是容易引起伤感的季节，于是杜甫就再也忍不住自己悲痛的情怀，在高台上吟出这首《登高》。

    《登高》只是一首记录了杜甫届时潦倒境遇的诗，但细品这首诗的每一句，无论是谁读了，都不禁悲从中来。时光荏苒，如今回首再读《登高》，不论是谁，都为杜甫的境遇感到恸然。（来源：历史有趣）

1830年俄罗斯发生霍乱，普希金被迫隔离期间创作《四小悲剧》

    1830年的春天，俄罗斯境内的霍乱疫情不断升级，而时年31岁的普希金也遇到了人生难题。

    当时他和恋人已宣布订婚，但准丈母娘以嫁妆不足为由拒绝嫁女，于是婚礼一推再推。其间他与准丈母娘大吵一架，再加上叔叔去世，他也无心举办婚礼，心灰意冷地离开莫斯科，前往波尔金诺的基斯捷诺瓦村—那里有他父亲留下的产业。此时疫情愈发严重，当局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于是普希金被迫在此滞留了三个月。

    阴冷的秋风、泥泞的道路、渐短的白天，总是令人忧郁而沮丧。但在普希金的眼中，宁静的村庄远离政治纷扰，反倒是释放想象与才华的绝佳地方。这段时间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巅峰期，他不仅完成了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还写出短篇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戏剧《四小悲剧》，以及三十多首诗歌、十多篇评论、多封书信……在这个秋天，普希金的创作量之大、作品完成度之高实在令人瞩目，因此被后人称作“波尔金诺之秋”。

    疫情阻隔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却让他更深入地反思过去十多年的经历、观察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一切都被诗意地挥洒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比起他在青春期的创作，这本书更厚重恢弘，所以被后人尊为“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普希金当然也没将创作与疫情完全分割开来，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体现在《四小悲剧》中，比如《鼠疫流行时期的宴会》是直面死亡的一曲咏叹—末日降临，诗人心中英雄式的悲壮豪迈，与俄国人天性中狂欢式的放浪，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830年12月初，普希金终于回到当时仍是隔离区的莫斯科家中。在给好友普列特尼奥夫的信中，他毫不掩饰对这段时间创作成果的满意，“跟你说个秘密，我已很久没像在波尔金诺时那样写作过了！”创作上的巨大收获也为感情之路带来一些运气。1831年2月，普希金终于和心爱的女孩举办了婚礼。不过，这份运气并没持续太久，六年后，他死在与“情敌”的决斗中，这是后话。

    疫情给社会带来的苦痛，同样烙印在普希金心中，并让他更关注历史和现实。之前起起落落的人生经历，在“波尔金诺之秋”的酝酿下慢慢出现转变。1834年与1836年，普希金再次于深秋来到波尔金诺，在此写出叙事诗《青铜骑士》、小说《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以及更多诗歌，其中就有收编在中国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对所有怀着创作热情的人来说，普希金的“波尔金诺之秋”或许是个很好的启示—年轻时周游四方，自在洒脱地直抒胸臆，可以产出佳作；中年时安居一隅，气定神闲地回顾过往，也可激发更深邃的灵感。（来源：海外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