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医

    43岁的詹凤春形容自己的工作是世界上最愉快、最幸福的工作之一，因为她的工作对象是树。这位全台湾地区仅有的拥有日本「树木医」执照的女士每天都雀跃地出门和她的树朋友见面。走在路上，她常常会忽视别人的热情招呼，「请不要怪我，我绝对不会在看你，因为我一直会看行道树。」

    她时刻都在观察树的性格。和人一样，树拥有自己的气势。有的很霸道，比如梧桐树，它掉落的叶子会分泌一种排他的物质，没有植物可以在它的地盘上活下来。有的反抗意识强烈，栽在道路上就会窜根，詹凤春遇到过一棵把根伸到别人家堵住了厕所的行道树，这户人家的主人天天对着这棵树破口大骂，詹凤春劝他，「你成天不爽它，它也不爽你，如何和平共处?」当然，大部分树都爱好和平，它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伸展枝叶，努力开花，「树是最爱漂亮的生物，它很无私地让人家去欣赏它，就很傻啊。」

    和树打了17年交道，詹凤春已经相当摸得清树的脾性。作为树木医，她常常需要给树诊断——用木槌敲一敲，拿类似于医院的听诊器听听，有时还要给树量体温——那些被她触摸的树也会敏感，「树也有很多神经啊，你手只要伸进里面，它就开始紧张啊。」有的治疗需要爬上树才能施展，如果遇上一棵公树——不仅有公母之分，有些树还是gay——詹凤春一般都会叫男士去爬，迫不得已时，她会先跟树商量一下，敲一敲它，说声对不起。

    树的一天主要就这三件事：喝水、呼吸、睡觉。和人类相反，树的嘴长在地里，也就是它们的根，而叶子是树的鼻子。每天早上五六点，树就要开始喝水——类似于拿根吸管不断气地把水吸上来。中午11点到13点是树喝水最猛烈的时间段，它的叶子背后的气孔会打开，就像人热了毛孔打开流汗一样。要是没喝够水，树的叶子会有点蔫儿。过了中午，树开始发困，它的气孔逐渐合了起来，树只「呼吸」不工作，睡觉去了。「很多人到太阳下山才给它浇水，它已经休息了，你浇水干吗？」晚上是给树搬家的最佳时机，像骗小孩一样趁着树没有防备偷偷移植，第二天它醒了，詹凤春模拟着树傻乎乎的心理活动，「我怎么会变成在这边了，我可能错乱了，我可能就一直在这里的吧。」

    和其他树木医爱用农药不同，詹凤春治病时更倾向于给树调整体质，让它自己变得强壮。农药吃多了，树会越来越胖，而且只是虚胖。要是有一天突然中断了农药，树就会抗议，甚至「死给你看」。在詹凤春看来，对树最重要的就是三样：水、空气和阳光。她遇到的90%的病况都是树根无法呼吸到空气，比如公园里的土壤被践踏导致硬化，树的嘴就没办法进食，树慢慢就会变得衰弱。「我不用农药的，我就是把它的土壤进行改良，调整它的体质。」

    给树看病时，詹凤春常常会拍一拍树，「你要加油，花一定要认真开。」她曾经救过一座公园里400多棵快要枯死的樱花树，那时候她只是去做义工，并不收钱。治疗完，詹凤春对这些垂死的树说，「我做了一个月的工作，我没有要任何什么，但是我条件只有一个，起码你开花给我看嘛。」一般3个月才能知道治疗效果，而这批樱花树在1个月内就长出了新芽。

    和树相处久了，詹凤春习得了和树通感的能力。她有时会梦到树跟她说肚子痛，第二天她出门看病，那棵树果真腐烂了。走在街上，她能感觉到有些行道树在对她喊救命，但行道树归行政机构管，她只能对这些树说，「我没有办法帮你。」今年夏天，她即将住进阿里山去拯救两千多棵濒死的樱花树。在此之前，这批樱花树接受了各种自称是树木医的人的治疗，其中一位拿焊枪烤了一棵百年樱花树，树的腐烂处和树皮都变成了木炭，黑糊糊一片，再也无法愈合了。在电话那头，詹凤春原本欢脱的声音变得低沉，「我去现场看那棵樱花树，我站在那边，我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那棵树真的很难过，我也跟着难过。」

    对树的崇敬

    2019年2月底的东京还没有春意，树木很沉静。从去年11月开始，它们就已经储存好养分和能量进入冬眠。路上的银杏、枫树、樱花树光秃秃的。在詹凤春眼里，这正是欣赏树木姿态的最好时机，其他时候茂密的树叶总会遮挡它们的枝条——那是一种静谧的线条之美。

    对詹凤春来说，成为树木医完全是人生预料之外的事。她在台湾从来感受不到树的美妙之处，尽管她从小就爱爬树，但是，「台湾的树太丑了，乱七八糟扭东扭西的，该砍的也被砍光了，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枝，不就电线杆一样嘛。」因为喜欢花花草草，本科专业是日本文学的詹凤春大学毕业后就到日本学习造园，她以为可以习得日本的庭园技术，但现实是，这个考验体力的专业相当枯燥，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机械地给树进行修剪。

    一次樱花季期间，她经过一个聋哑学校，学生坐在轮椅上赏樱，樱花树把储藏了1年的养分完全释放出来开成了花，微风拂来，樱花雨落下，学生们兴奋地仰着头在树下挥手，「当时我仔细看着樱花树的姿态，我心想着，这棵大笨樱怎么会那样地拼命呀！……实在是伟大的生物！」

    树在日本拥有非常高的地位，各种节气都围绕着树展开，赏樱、赏枫、赏梅……每个月都要赏花，就连过年也要看茶花、看松树。他们甚至把老树当做神一样膜拜，对着树合掌，敬礼，鞠躬，还会请树喝酒。北魏时期从中国传来的「喂树」习俗至今还被日本一些寺庙传承下来，每年腊八，他们会做好红豆粥，往树干的一个缺口里喂一勺，告诉它要长大，长很多果实。

    詹凤春也逐渐融入到这种对树的崇敬氛围之中。在图书馆里，她无意间翻到了东京大学教授铃木和夫编著的《树木医学》，书的第一章就介绍了位于美国红木公园的世界上第一高树。那个夏天，她冲去美国和这棵百米高的树会面，森林里弥漫着浓郁的木香，她忍不住上前拥抱这棵树「脚」如同虎掌的大树，它的树干如此轻软柔和。回到日本后，她立即从造园系退学，到东京大学农学院学习树木医学。

    要拿到日本树木医执照并非易事——考证的第一个条件是拥有7年以上的现场经验，很多人考取时都四五十岁了，全日本拥有树木医执照的只有一两千人。而拥有在1000多棵树里1秒认出某一棵树的能力的詹凤春35岁就拿到了树木医执照。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东京大学工学院组织了一个团队到四川帮忙进行都市绿化重整。詹凤春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一棵树的命运居然是掌握在对树只停留在概念理解的景观设计专业的人手中，树因此常常被安置在错误的环境中。「台湾所有大学的景观学系就是老师带你去公园绕一圈，知道是什么树，OK，然后设计的时候拿一本树木图鉴，这个照片的树蛮漂亮，OK，我就放这个位置。他们把设计图画得很美，但一点也不了解那些树的特性。」这些烂摊子最终都到了詹凤春手上。最典型的就是长在亚热带就会满大街窜根、把水泥撬开的榕树，走在路上不仔细看随时可能被绊倒。还有种在工厂外忍受大气污染因此坚决不开花的桂花树。

    仅仅做一个恪守职责的树木医，对詹凤春来说，还远远不能满足。她随后申请了东京大学工学院的都市工学环境设计学博士，成了横跨文、农、工三个领域的树木医。「像我这样的人例子很少，日本是不大允许我这样的行为，他们认为我背叛了农学院。」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去帮树木决定它们的命运。」

    人的刁难

    现实永远充满了难题。尽管拥有比同行更广阔的储备，这位树木医常常要面对的是比树更难应付的人的刁难，「我的工作不是树而已，我还要对付人啊。」

    2015年，她接手了一个烫手山芋——给价值10亿新台币的台湾豪华住宅区「陶朱隐园」安置植被。这栋旋转建筑每层向上可以旋转攀升4.5度，每一户都拥有一个超大阳台。这些阳台计划要种上2米以上的树，形成垂直森林。对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好去处，它们要被裹上比行道树更为悲惨的「小脚」，还要过滤新鲜空气给这个空间。但詹凤春有更宏大的愿望，她想借由这次机会让台湾人意识到，树即便是种在楼里也可以很漂亮，只要规划得当，「我要让大家注意到树，爱上树。」

    这个工程相当庞杂。詹凤春需要掌握这栋螺旋状大楼里每一户的日照、风向、湿度、气候、土壤等因素，以此来决定每一户各应该选择什么树种。为了提高树的存活率，她专门把在台湾的土带回日本培育适合的共生菌来改良土壤。这些难题都在詹凤春的掌控范围内，真正难以掌控的是人的因素。作为这栋楼的顾问，理论上选树都要经过她的批示，但负责植树的景观公司的工作人员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种，和她不停地揪扯，「我还要对付人，要帮他们洗脑啊，要帮他们接受树木的新知识。」

    医树同样也考验着人心。在詹凤春的观察里，台湾现在的行道树几乎都得病了，很多都是癌症——褐根病，俗称树癌，是真菌感染的一种，会造成根部病害。这种病会顺着土壤传染，一棵树得病，所有树遭殃，和人一样，树得癌症也是无药可治的。有行政机构人员在知道行道树得癌症后，给树疯狂地喷无法起任何作用的农药。台湾还成立了一个树木医院，专门用农药治病，一棵树只是因为生长空间太小根窜出地面，医院却像得了多大病似的使用农药，「本来没病的树，就非要当病的树在用，这不是很残忍吗？」

    和人类一样，老树也同样面临着是否要安乐死的难题。如果只剩不到10年的寿命，是要花上百万新台币去救它，还是直接让它寿终正寝，把钱用在培育后代上。詹凤春选择后者，但这常常不是她说了算。

    阿里山那2000多棵等待她去拯救的樱花树都超过了百岁，詹凤春并不愿意去给濒死的它们「动手术，插管子」，「我上次去阿里山，基本上那天就是去判死刑的。现场林卫局的人说可不可以救，我说不可以救，没办法救，饶了它吧。我救它，我要东敲西打，然后东挖西挖，它也承受不住，何必这样虐待它。」但詹凤春没能扛住大家对阿里山作为台湾象征的期望，她得花3年时间去阿里山为这些老树续命，哪怕是折磨它们。

    疗愈

    作为医生，见惯了树的生老病死，詹凤春并没有因此感到绝望，甚至觉得自己反倒被树疗愈了。她在树身上感受到了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如何，它们总是保持着正向的气场，闭上眼摸它们的树干，一股很凉的气流会随之流向手掌心，让人一下子也变得沉着平静。

    詹凤春喜欢树胜过喜欢人，每天早上八九点她就出门给树看病，晚上才回家，一天只吃晚饭，即便是最简单的米饭配纳豆、豆腐，也不感到饥饿。她解释道，「树太美了，脑子的一半欲望就已经填上去了。」

    她在日本屋久岛看过一棵上千年的绳文杉，那是一棵需要十几人环抱才能抱住的大树。一进到山里，詹凤春就感觉到了这棵老树的气息，整座森林散发出一种很特殊的香气。它气势很大，却长在一个半山腰上，面前是茫茫大海。在那里，只有这一棵大树，其他树都是小树，她站在那里，感到这根本不是一般的树，而更像是神。和她对树的治疗相比，詹凤春觉得人更需要树的疗愈。她给台湾一个癌症中心规划过一些会释放香气的树，它们会让人的全身细胞舒畅起来，医院认为这可以疗愈癌症病人的内心。

    她更爱去寺庙里找老树聊天，一忙起来，她和老树的沟通方式就变成「看一眼就差不多了」。这一眼里，她就感受到了树的气场，它不是通过气流传导给她，而是通过姿态，「树真正的美，在于它的枝干，它的姿态。它的平衡感特别好，它不会跌倒。看它的平衡感，我会去调整自己的压力，去取得自己生活上的一个平衡感。」

    在东京大学农学院读书时，詹凤春几乎每天都是在树上度过的。她还记得第一次爬树时的场景，那是2002年圣诞节的晚上，她谋划好，要爬上东京大学最负盛名的百年银杏树，秋天的时候，这棵银杏树如同一把金黄色的巨伞笼罩着这方土地，但到了冬天，漂亮的叶子全都掉没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

    半夜12点，皎洁的圆月照亮了黑夜，趁着同学们都去过圣诞节，詹凤春叫上一个学长在树底下放哨，自己一个人开始攀爬这棵有五六层楼高的大树。树黑黑的，她心惊胆战地踩着树干，夜里很冷，她一边颤抖着，一点点徒手往上爬。她爬到了三四层楼高，站在树里，她感觉自己和树融为了一体，就像一只鸟一样停驻在了树枝上。那儿的空气不太一样，平地上没有风，树枝上却能感受到风窸窸窣窣地拂过面庞，非常舒服。没有了叶子的银杏树，优雅地伸展着它的每一根树枝。月光轻柔地投了下来，枝条的影子映在她的脸上。她坐在树干上，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瓶热乌龙茶，愉快地喝了起来。那是她痛苦的学生时代里唯一的疗愈。（腾讯人物 文/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