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行为，任重道远。

    无论从监管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还是监管制度的创新性，抑或金融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异常复杂性而言，2018年都将在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认为2018年中国金融改革主要有四大特点。

    一是灵活性。即货币政策实施在保持稳健中性基调基础上体现了更多的灵活性特征。2018年，央行货币政策以年初“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为导向，在坚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松紧适度，保持市场流动性的充裕性；有别于上一年运用MLF、PSL、SLF、SLO等数量型工具，“缩短放长”逐步推动利率中枢上移的导向，2018年央行更加注重运用差别化政策（包括差别化准备金政策和差异化信贷政策），通过定向或非定向降准,引导资金更多地流向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金融领域。2018年，先后实施4次降准，共释放增量资金逾2万亿元，大大增强了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贷投放能力，体现了明显的灵活性特征。

    这种灵活性特征同样体现在汇率市场方面。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体现了较强的顺周期性，双向波动区间有所加大。随着国内经济开局良好到下行压力增大、美元的走弱到走强以及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逐步升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也经历了先涨后跌、慢跌到加速下跌到低位盘整的走势。央行恪守汇率政策中性承诺，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明显提高，体现了引导汇率双向适度波动、增强汇率机制韧性的政策取向。从年初宣布暂停使用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中的逆周期因子，到 8月3日恢复对远期购汇征收外汇风险准备、8月24日重启逆周期因子，恰恰体现了央行对汇率波动适度性的合理把握，恰恰体现了央行汇率政策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二是突破性。即监管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2018年3月，我国组建成立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标志着长期以来困扰中国金融业的监管体制改革问题有了实质性突破，在全国层面形成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领导下的“一行两会”监管框架；在地方上，随着12月17日银保监会下辖的36个银保监局的统一挂牌、各地方金融监管局的相继挂牌，则将形成新的“一行三局”。

    新的监管框架初步厘清了原来一些比较模糊的监管边界，促进了监管协同。按照新监管体制安排，原银监会、保监拟订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这有利于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衔接与协调性。实际上，新体制的优势在今年以来防范化解民营企业债务危机、互联网风险方面已经得到很好的印证。同时，另一方面，新的监管体制将银行与非银金融机构（特别是保险机构）纳入统一监管，将有效压缩了监管套利的空间。

    三是系统性。即监管制度补短板取得整体性推进，监管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得到大大提升。以金稳会为领导的新监管体制，某种程度上为熨平不同市场之间监管政策与力度的差异性创造了条件，极大地推动了金融监管制度补短板的进程。2018年以来，一行两会及发改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共发布200多部金融监管法规与政策，其中央行体系59部、银保监会体系60余部、证监会体系67部，内容涉及资管和理财市场、互联网与民间借贷、信托行业、证券市场、银行表内外业务、房地产等多个领域的治理与规范，以及服务实体经济、对外开放等方面。特别是资管新规的出台，统一了银、证、信托等行业的资管业务规范，增强了同类业务监管标准的统一性、系统性，从而促进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四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效。总体看，2018年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市场传染性特征非常明显。金融风险在不同的部门、行业之间随机游走，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到影子银行、房地产市场，再到外汇市场、数字金融行业与互联网金融，相对集中于三大领域：

    1、民营经济领域的信用债违约风险和股票质押风险。近年来，在投资多元化、融资公众化趋向下，一些大型民营企业扩张过快、过猛，投资过多、过杂，杠杆过高、财务复杂，债券融资、股票质押占比过高的民营企业成为风险易发对象。部分民营企业利用市场准入政策宽松窗口期，大量涌入债市和信托、券商资管等非标领域，大量对接私募基金、高比例质押股权。在外部市场萧条、资本市场低迷、“去杠杆”持续推进多重因素叠加下，出现流动性困境，导致企业信用债违约、频频“暴雷”，高比例股票质押频频触及平仓线，面临被强平风险。

    2、互联网领域的P2P网贷平台风险。今年以来，处于专项整治、验收阶段的P2P网贷行业依旧是爆雷不断。据统计，6月19至6月26日仅一周时间，全国共计有42家网贷平台出现问题；7月1日—7月18日两周多时间，当月共有183家平台出问题。

    3、以长租公寓为爆点的房地产市场风险。2018年，在持续调控模式下，房地产市场固有的各种风险在逐渐集聚，中小房地产企业资金链风险、居民高杠杆风险以及房价波动下的个人按揭贷款风险都在潜滋暗长；而新的风险因素也逐渐显然，其中长租公寓频频引发的“爆雷”事件成为2018年房地产市场风险新的关注点。2018年以来，已有超过10家长租公寓因发展过快出现资金问题。

    一年来，金融监管部门以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为首要任务，以新的监管框架为依托，围绕守住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一要务，努力寻找防风险与强服务的平衡点，加强监管协同，在化解民营企业债务风险、持续化解P2P网贷平台风险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针对民营企业面临的债务危机及融资困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纾解民企困难的政策，如推出民企贷款专项融资产品；窗口指导银行将额外提供的MLF资金用于支持贷款投放和信用债投资；推出纾困专项债，支持有关机构通过发行专项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据WIND数据，截至12月28日末，A股全市场质押股数达6349.77亿股，环比下降0.89%，连续2个月环比下降，扭转了此前延续45个月连续增长态势。

    在防化互联网金融风险方面，监管部门先后发布了《关于开展P2P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将P2P恶意逃废债借款人信息已被纳入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和百行征信的系统，并指导四大AMC主动作为以协助化解P2P的暴雷风险；通过开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测评工作，建立存管白名单。目前，P2P存管白名单已扩至42家银行。在防控长租公寓风险方面，监管部门协同地方政府部门建立规范租赁市场发展的长效机制。总体上，金融市场各类突出风险在多方政策协同下得到有效纾解，守住了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底线。

    让资金真正流入实体经济仍是金融改革的关键

    2019年，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无疑会更复杂、更充满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全球经贸规则演变，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抬头对其自身经济及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欧元区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大面积爆发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上升，都将成为将拖累世界经济的叠加因素；而世界经济的疲软，势必通过产业链的创导，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使我国金融业运行的环境更加不利，各种潜在或集聚风险将逐渐显现，稳金融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中央提出的2019年七大重点工作任务看，对金融领域提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其重点是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包括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二是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强化监管和服务能力，重点则在于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其他六大任务虽未著金融一字，但也均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从金融业发展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做好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依旧是2019年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旋律。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如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实现宽货币向宽信用的有效传递，引导市场资金真正流入实体经济，将是问题的关键。

    2019年央行货币政策或更多地兼顾“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与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现实，实际操作或稳中略宽。中央对2019年货币政策定的基调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何谓松紧适度？与此前沿用的“稳健中性”表述比较，“松紧适度”并未偏离货币供给端稳健的导向，而是在适度宽松中更注重需求端的实际需求或有效需求。这显然排除了市场存在的可能出现“大水漫灌”之遐想。

    因此，宽货币或更注重于精准定位的手段。目标瞄准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在货币政策工具运用上，或更多地侧重于运用定向降准、SLF、MLF、PSL 、OMO、TMLF等工具。尤其是新创设的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既有利于缓解当前银行稳定负债的短板，又有利于通过降低银行资金成本引导银行合理定价，弥补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信用风险溢价，将会得到更多的运用。相对而言，原有的传统货币工具或逐渐淡出。至少，在美联储加息步伐不减、汇率承压的情况下，利率工具运用的空间将缩小。

    最为关键的，还是如何疏通由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的渠道。换言之，就是如何有效激发银行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动能。除了提高货币政策工具本身的精准性外，还需从商业银行运行机制与顶层设计着手，进一步落实资管新规系列制度，严控通道业务，切实缩短资金链条；通过督促改进与完善考核激励机制、落实细化可操作的问责机制，激发基层经营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动能。

    结构性去杠杆如何把握？

    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 既有的重点领域风险缓释尚待时日，市场交叉传染下新的风险将不断显现，风险形势将更加严峻。风险防控的重点或集中在民营企业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互联网金融风险。如何平衡好结构性去杠杆与防控风险的关系，把握好去杠杆的力度，或尤为重要。

    在民营企业风险方面，目前尽管民营企业信用债违约风险和股票质押风险在多方协同的纾困政策下有所缓解，但民营企业多元化融资下高负债形成的堰塞湖尚未得到有效纾解，警报并未解除。一方面，信用利差或继续走阔，民营企业续发债困难依然存在甚至可能加剧。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风险化解在低迷的股市面前依然非常被动，基本上要看市场的“脸色”。

    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方面，尽管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尚在可控范围，但其潜在风险却不容低估，关键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能否真正控制。中央明确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要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为重点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这无疑将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创造更好条件。但是，在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下，地方政府在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的同时，能否做到量力而行、有效管控隐性债务依然是个问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能否按照穿透原则，有效识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避免“踩雷”，也将是一种考验。

    在互联网金融风险方面，P2P网贷平台整治备案仍在路上，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相关领域的金融行为任重道远。2019年，“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消费经济或将成为明年基础设施投资之外经济增长的另一极。随着消费环境的改善，国内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将得到激发，相应地催生更多的消费金融需求。但同时，消费金融领域各种乱象及风险或将凸显，加强对消费金融的监管，有效抑制消费金融领域的乱象，将是继P2P网贷平台整治规范之后又一个新的课题。

    深化金融改革应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边界

    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在新的监管框架下，亟需进一步理清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关系与边界，清晰界定机构监管与行为监管的内涵，从而真正将所有的金融行为都纳入监管。

    目前在地方层面，新的“一行三局”格局初步形成，新监管框架下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边界初步厘清，传统的 “7+4”类机构（包括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边界已基本清晰；但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特别是在P2P网贷平台监管方面，行为监管与机构监管的职责边界仍有待进一步厘清；在消费金融领域，大量的依托互联网的非持牌消费金融机构的存在，其监管职责边界也亟需厘清，并尽快规范其发展；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机构的合作行为或将成为新的监管点，如何规范联合贷款、助贷模式等跨界融合业务模式，防范金融风险交叉传染，将成为亟需研究的新课题。 （腾讯财经《灼见》 文/李庚南）